历史，是已经逝去的社会生活的总和，而逝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又总是前后连续的，不顾前便不能知今，更不能瞻前。所以，鲁迅先生有言：“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测将来，洞若观火。”（《鲁迅全集》第四卷）

    历史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类的生活史、奋斗史、发展史，就其本质的主导方面而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从历史哲学的层面来看，“历史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如此认识，中国的古圣先贤早有滥觞，只要在古籍中稍加搜寻，就不难找到很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经》）“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学史。”（龚自珍《尊史》）如此等等，读来无不深受启迪。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的表述则更为激昂和切当：“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历史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恩格斯《英国状况》）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历史意识强烈而又有大量史籍史迹遗存的国家，目前正处于一个振兴的时代，历史对国人的现实意义，自不待言。然而，浩如烟海而又书之以文言的正史、杂史、野史和史论著作，很少有人能够通读。仅以一部《二十四史》或《资治通鉴》，若无旷日持久之备，寻常人莫敢问津。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些有见识的学者一直在积极地为广大青少年编写各种通俗历史读物，渐渐地蔚然成风，至今已有相当的积累，如《上下五千年》等较为大型的历史读物也有多种问世。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电视台开办的旨在满足大众趣味的历史讲座，还有一些历史剧，都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收视率。一时之间，兴起了一个温度不低的“历史热”。无疑，这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历史意识都大有裨益。

    当然，如此规模宏大的文化活动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无疏漏，存在某些不足也在情理之中。众所周知，“每个新的一代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重写历史”，每一次重写历史都是承续这筚路蓝缕的一环，但是我们有责任尽全力跨越疏漏的草创阶段，奉献给炎黄子孙有关本民族发展脉络的最好的读物。 

    基于这样的宗旨，我们首先将自己的叙说视为历史的还原和本来面目的恢复，坚决屏弃“戏说”或“演说”式的眩惑。要做到这一点难度颇大。历史不可能重演，记载史实的文献零碎而各有其选择性。为了把一件史实叙说得清楚而完备，我们往往不得不参阅多种史料，反复对勘、比较、分析，然后将最接近史实的文字以现代汉语表述出来。在这部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以《二十四史》为底本，辅以《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系列史籍，参用历代笔记野史，择善而从。即便是以某一人物传记为主的故事，我们也没有简单地将史书中形成的传记译成白话充数、一般都要爬梳诸书，并在“书”、“志”和其他相关人物传记中钩稽史料，加以充实。

    其次，我们深知，历史是一个大的系统，人物与人物、事件与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其间都存在着复杂而有机的联系。作为一个不断运动的进程，每一历史事件都有前因后果，决不能从中割断开来。所以，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尽量避免孤立地叙述一人一事，尽量避免儿童故事式的简化叙事或茶余饭后式的猎奇叙事。于是，读者才能看到这套丛书中囊括的一千多个倚伏钩连的故事。

    再其次，记载历史事实的文献鲜不受撰史者、评史者的制约，一些有名的评议常被附在文献上，与之同在。这很容易造成重写者叙说的偏离和歪曲。显而易见者如《二十四史》传后的赞语，《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之类，这是较易于识别并处理的。而渗入历史人物与事件中观察角度、材料取舍和各种隐性评价，即所谓的文献的“选择性”，则是很难剥离和剔除的。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常常就表现在这里。为此我们颇感踌躇，既不免效法李卓吾（明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李贽）与古人对话，又不能不勉力追随学术前沿的骏足，行文之间难免不呈露匆遽之态，唯望读者理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这是治史者的箴言，也是叙史者的高标，我们愿以此与同好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