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整个的我们的科学、我们的文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很大一部分百分比受西洋影响。哲学，(科学我这里就不讲了，没有办法，2+2=4嘛)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西洋那一套办法？比如现在（我们这里有中文系的），写长篇小说，不管是茅盾，不管是巴金，不管这家那家一大堆“家”，他们的长篇小说没有哪一个是继承中国传统的。你能讲一部长篇小说和《儒林外史》一样吗？跟中国的《西游记》《红楼梦》一样吗？没有!为什么？讲戏剧，曹禺是一代大师。可是曹禺的戏剧，从形式上来讲，跟易卜生摆在一起，没有丝毫差别，完全是那一套。我不是说易卜生这套不好，我就是说我们过去也有我们的剧嘛，元杂剧。写诗，那就更不用说了。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偏见。我就感觉着五四以后，提倡白话文，成绩这个都有。诗歌、散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戏剧都有成绩。但这个新诗，我始终感觉到今天没有找到一个形式。有人就反驳我，说诗为什么一定要有形式呢？这个我就很不同意这个观点。诗当然要有形式。要没有形式，为什么还要叫成诗呢？所以诗一直到了今天，旧诗我能背不少，白话诗我一首也背不下来，在座的能背多少白话诗呢？它不上口。特别那朦胧诗，我想在座的年轻人一定有很多非常欣赏朦胧诗的。老实不客气的话讲，那朦胧诗我认为是英雄(自欺)欺人，他自己也不懂写的什么玩意。起码，有一部分是那个样子的，吓唬你。我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应该转变这种风气。

在北京我就讲，长篇小说为什么不能用《红楼梦》的办法来写？有一个报纸，让我在全世界范围内选十部名著，我选的第一部就是《红楼梦》。东、西小说应该说，我研究还是不少，不是一个外行。但是一直到今天，包括俄罗斯沙皇时代的小说在内，我认为世界上最好的小说就是《红楼梦》，最杰出的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呢？《红楼梦》的写法就是传统的写法。什么叫传统的写法和不传统的写法呢？中国的小说无论长篇短篇，旧的都是按照顺序，比如某地某一个庄村有某一家人家，某一家人家有王老汉，王老汉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以后这个故事就展开了，（传统的写法就是）这么来的。可西洋小说忽然一下子插一杠子，然后的话再回溯，然后再加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叫你莫名其妙，搞不清头绪。《尤利西斯》，著名的不得了，现在已经有人翻译了。还有《追忆似水流年》也有翻译了。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这两本书震动世界，我们没有课，就在“现代长篇小说”里面选了《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流年》，选了五本，这两本我没有看懂，今天也看不懂。当时马马虎虎及格了。为什么写小说一定这个写法呢？三十年代曾经有一些人企图从形式上（思想感情是中国的，这个不成问题）采用旧的小说形式，吴组缃吴先生就写过这样小说。开头，“话说某年某月某日某一个地方”。话说开关，这是中国的写法。后来试过几篇，不那么成功，以后不试了，不改了。我就是说，我们现在文学几乎完完全全受西方影响的，也有好东西，不能说没有好东西。现在很有意思，拿诗来讲，最受欢迎的诗人不是当今的某某诗人，而是徐志摩。在座的年轻人也知道，徐志摩是我上大学时候就出名的诗人，他的诗现在卖得特多。戴望舒有一首诗叫《雨巷》，我唯一能够背的白话诗就是《雨巷》。现在背不全了。为什么几十年以后，经过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为什么到今天那个时候的诗受欢迎？这里面是实在值得我们思考的。这话扯得比较远了。

人文社会科学，我就感觉我们研究不是哪一门，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问题，这话太狂了。比如研究历史，中国是世界第一个历史大国，解放后写的几本历史，翦老、范老、郭老写了好多《中国通史》，应该说《通史》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我们青年中年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可结果呢，向大家讲，当时他们以论代史。研究历史，首先要研究历史的真实情况。但他们是有个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之下，在历史里面找跟这理论符合的。不符合的，删掉。这种历史是不行的。我们研究历史，为的是要求真。历史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说是什么样的。我认为这就是唯物主义。他是黄的，你说是黄的，那就是唯物主义。他是黄的，你说是红的，就是唯心主义。可是过去历史(研究中)我们几“老”，都是以论代史，第一，别的历史资料都是为了这个“论”服务。当年马克思也不是这样做的。马克思是根据人类历史的真实情况，发现了或者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不能说有了一个“主义”以后，找材料，哪个材料符合我就用，哪个材料不符合就不要了。这不是研究学问的办法，我们千万不能这么做。

研究学问要真。不但我们人文社会科学要真，研究自然科学也要真。现在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在内，包括我们邻国，不去讲它的名字，研究自然科学，造假证据，实验结果不是这样，为了迁就他一个理论，造假的实验证据。美国这个事情出的很多了。做好些实验，当然应该根据你试验的结果来写文章，实验结果跟他脑子里面的思想不符合，就假造。比如试验是“三”，结果“三”不对，他就改成“五”改成“六”，这完全是不行的。念书、做学问，做人一样，要真，不能讲假的。因此我说这个历史呢，尤其《历史研究》开成立四十周年的庆祝会，因为我是老编委（和郭老是一届，现在老编委没有几个了，俩或是仨），请我讲话。我这人讲话有点毛病，专讲人家不爱听的话。我就讲，中国历史必须重写。我不否定几老的功绩，但现在不行了，不能那么做了。这话当然很刺耳了。后来很有意思，完了以后，他们招待我们吃饭，《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几位同志说，我们同意你的意见，中国历史必须重写。这是历史。

我再举一个例子，语言。现在在座的中文系也有搞语言的吧？中国的语言就是汉语。汉语跟英文等印欧系的语言，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不一样，他们的语言是有形态变化的。比如“我有”，现在时“I have”，过去时“I had”，过去完成时“I had been……”，它有形态变化。你打我，我打你，很清楚。我们汉字没有形态变化。拿什么来表示？一般是语序，即语词的顺序。比如“你打我”，我是被打者，必须在这动词后边。英文、德文，你可以摆在动词前面，me或者mich。它本身就决定它的accusative.中文就不行，中文“你打我”“我打你”，绝对不能变。顺便举一个例子。英文法文的词，你讲属于哪一个词类，一般我们能够讲出来。但汉语的字，就不敢讲。比如我们讲“人”，如果问“人”是哪一个词类，大概你们一定会答复“名词”。可是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比如“人其人”，“人”就是指和尚了，第一个“人”是动词。意思是把那个和尚再变成人，这话是骂人的，骂那个和尚不是人。再如“火“是什么词？火是名词嘛。可是韩愈的“火其书”，把他的书烧掉，火变成动词。甚至于数词也能当动词用，《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这个“一”本是数词嘛，一二三四的“一”。可在这地方就是动词，“统一”的意思。我们语言是有些模糊性。当年胡适之先生、鲁迅先生攻击我们的汉语，说汉语有点含糊，就证明我们脑筋糊涂。当年说这句话，也许还有点作用。因为当时五四运动对非常顽固的封建主义进行冲击，讲话“矫枉必须过正”，也允许过点头。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能那么说了。说中国语言模糊，不清楚，实际上现在有一门新兴的科学，叫“模糊语言”、“模糊学”。模糊学是新兴的一门科学，“混沌学”也是新兴的一门科学，而模糊学和混沌学都是从数学开始的，是从自然科学开始的。数学本来应该最不模糊的，可是模糊学开始于数学。我不是数学家，数学是不行的。不过，讲求“模糊”，我是同意的。整个世界万事万物，哪一件事情是最最清楚的，同志们能不能讲一讲？不是绝对，是百分之百清楚的。没有绝对清楚的东西。说“今天天气好”，我们一听都懂。可再问一步，什么叫“好”？你就答不出来了。35度好，还是34度好？或32度，16度？你说不出来。可是也没人这么问的。打电话，问：“喂，喂，你哪？”“我是聊城师院。”这句话不通嘛，你是聊城师院的某一个成员。是模糊，但大家都懂，都清楚。语言的目的本来就是交流思想嘛，既然懂的话呢，为什么要吹毛求疵呢？如果打电话都这么讲，“喂，喂，你哪？”你回答为“聊城师院第几宿舍某某人”，那么，你的电话得延长多长时间呀。所以我们模糊，但大家都懂，就够了。可是我们现在研究汉语的那套办法，分析、画表跟数学一样，不完全是，起码一部分是受《马氏文通》的影响。《马氏文通》是19世纪后半期根据拉丁文体系英文法文写的。可中国汉语的“文通”同英语的“文通”不是一回事，连词类都分不清楚，可是我们现在语言学就那么分析。我写了一篇短文，《研究中国汉语必须改弦更张》。不改不行，不改脱离我们实际。结合我们的实际，就是中国特色。脱离我们实际，就不是中国特色。

今年年初，讲文艺理论。我写过一篇文章，《门外中外文论絮语》。门外，指我是门外汉，怎么来的呢？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呢？大家老讲，在国际上，我们中国的学术没有声音，称为“无声的中国”。不但是语言学，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大家感觉很慨叹，说我们这么一个大国，为什么在世界学坛上没有我们的声音。其中语言理论、文艺理论、(待会还要讲的)美学理论、哲学理论都没有我们的声音。可是外国的理论几天一变。大家研究文艺理论的，都知道外国今天一个主义，明天一个主义，今天一个结构主义，明天一个解构主义，搞得非常热闹。语言学也是这样子，各种主义都有。就是没有我们任何“发声”的余地，我们都感觉到不应该。我们中华民族是很伟大的民族，我们中国人的脑袋瓜不比任何人差。说这句话我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在外国多年，跟外国学生一起念书，我们不比他们差，甚至我们说比他们还要好。可是为什么在世界学坛上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大家感慨很多，都有感慨。这中间有一些政治问题。

上次我在山大，给大家讲诺贝尔奖金的问题。大家一听诺贝尔奖金，佩服的五体投地。诺贝尔奖金快一百年了，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得诺贝尔奖金。你说，我们中国的作家，鲁迅、茅盾、巴金就比不了现在一个不知名国家的不知名的作家？这话怎么也讲不通。这里面有政治问题。诺贝尔奖金的决定者是瑞典科学院。瑞典科学院对社会主义国家抱有成见。以前对苏联也是这样子。苏联一个作家背叛了苏联，立刻给他诺贝尔奖金。我们中国呢，按现在诺贝尔奖金的水平，我们起码得拿十个二十个。现在我们眼前的拿不出去，日本不是搞俩、仨了嘛。后来瑞典科学院决定叫马悦然（马悦然的师傅是高本汉，高本汉曾经受到汉学家伯希和先生、中国学者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高度的赞扬）决定文学奖，有人问他：你是汉学家，诺贝尔奖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中国人，他说你们中国人的作品翻译成外文的译文不好。这胡诌八扯嘛。那日本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译文就好吗？还有许多小国的，阿拉伯国家的，他们译文就好吗？讲不通。后来（谣传，真假我不知）他们要给北岛，写朦胧诗的，后来离开我们国家，到欧洲去了，说有一阵，要提他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候选人。如果真是北岛成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抗议，不应该接受。又有一阵，说提沈从文，沈从文我倒是拥护的，也没有成。现在沈先生也不在了。现在就没听说再提什么人。我们那么多作家，去年一年长篇小说就600多部，怎么就没有一部能够达到诺贝尔奖金的水平呢？现在我们看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其他的奖金可能两个人获一个，杨振宁、李政道，他们那届三个人，还有一个美国人。文学奖只能一个人。现在一百个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没有一个中国人。里面确实有一流的作家，如萧伯纳，这是我们都同意的。可是也有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家，对于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金，我说不清楚。虽然这里面有政治问题，它歧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

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所以没有声音，这不能说有什么政治问题，没有哪个机构决定你这个学说成不成立。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研究后，我感觉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应该首先打掉“贾桂”思想。就觉得我们不行，我们不能那么做。原来上海有一个语言学家，年轻的，当然他也有一些毛病，但年轻人有一些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跟北京某大学一个年纪大的长者、语言学家打笔墨官司。1956年由于我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是语言组的，不是文学组的。所以他们两位都来找我。我就发现这位年纪大的语言学家也很有造诣的，我发现他的“贾桂”思想就特别严重。就说你这么一个年轻人，一个中国人，怎么敢创新理论？这话完完全全是崇洋媚外，我绝对反对的。可是我们现在好多人包括搞语言理论的。今年年初我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发了以后呢，当时就有人赞成，四川大学的曹顺庆教授还转载，赞成我的意见。我就以为搞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西方人是用分析的思维模式来的，我们中国的文艺理论、批评不讲分析，根据一个具体的意象。就像讲杜甫讲“清新庾开府，俊逸鲍三军”，庾开府是庾信，杜甫对庾信的评论就是“清新”俩字，对鲍照的评论也是两个字“俊逸”。我们一看“清新”，就能引起很多的联想，我们一看懂得什么叫“清新”、什么叫“俊逸”。大家看看那个六朝时代的书，首先是《世说新语》。中文系的师生如果没看过，我劝你们赶快找一本看看。这书读一遍不行，要读个十遍八遍，看不懂的话，看看它的注。《世说新语》里面衡量人，也是用很形象的讲法。后汉三国到六朝品评人是一个时代风尚，他都是根据一个具体的字。钟嵘的《诗品》也把诗列几品：上品、中品、下品，也是用很形象的字。    

我们现在国际上没有我们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发扬我们中国的特色？王羲之写字，也不是分析，也是八个字“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全是这样。你看这八个字以后，就立刻可以了解这个人怎么样，这个诗怎么样，这个字写的怎么样。了解的很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分析？如果要我们在世界文学论坛上发声音的话，发扬我们自己的特色。我们搞文艺批评，不是西洋那一套。跟西洋那一套走是绝路。你们看看那个《世说新语》，里面好多评论人，都很形象的。“（眼）烂烂如岩下电”，“清新庾开府，俊逸鲍三军”，都是根据形象的。看过以后，你对这个人就有个全面的了解。文学一样，比如评论杜甫，就是“沉郁顿挫”，一看就是杜甫，绝对不是李白。李白也有四个字，就是“飘逸豪放”。但把这四个字用在杜甫身上，绝对不行。我说一很简单的例子，“郊寒岛瘦”，孟郊的诗用的“寒”字，寒冷的寒；贾岛则用“瘦”字，胖瘦的瘦字，一个字就说明了诗人的特点。一看见寒，一看见瘦，立刻就能想起诗是什么样子。为什么我们的理论不容易弘扬？可如果你有“贾桂”思想，就觉得我们不行，那么我们没话讲，我们不是一路人。

外国文艺理论三个月变一变，半年变一变，几年变一变，现在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后现代主义，不知搞到什么主义了，我也搞不清楚。后来我就开玩笑，我就用清朝诗人赵瓯北(赵翼的号)的一首诗：“李杜文章(应是诗篇)万口传，而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意思为：李白杜甫的诗万人相传，从唐到现在已经不新鲜了。每个朝代都有才人，第一个才人出来以后，他的风骚只能领数百年。他这话说错了，李杜倒是有一千多年了，我们还得照样念李杜的诗。赵瓯北的诗，意思我懂得，就是指一个人不能永远的独领风骚，各领风骚数百年。但《诗经》《离骚》，两千多年了，我们还得照样诵读，不是各领风骚数百年。有的是领风骚两天也领不了。所以后来我就改了这个诗，现代是“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就像庄子所说的“蟪蛄不知春秋”。夏天的那虫儿，不知道春秋，因为它春天还没有出生，夏天才有，不到秋天就完了。外国好多学说就是“不知春秋”，就是数十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弘扬我们的几千年的传统，把我们的传统发扬出来，这就叫中国特色。

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在《文学评论》下一期发。为什么下期发呢？因为我写文章容易轰动，对下一年的订数有影响。我第一篇就是刚才说的《门外中外文论絮语》，发完后，立刻就有人不同意，我欢迎不同意。但我没看（他的文章），因为我眼睛也不好。上海华东师大的熊玉鹏教授，熊教授，现在的文学院院长，说看了你的文章，我完全同意。我问他反驳文章根据是什么，他不跟你讲说，他讲他们是崇洋媚外。他这一讲我就明白了。因为我讲得不够崇洋媚外，对洋人不够尊重。熊教授讲过一段也要写文章支持我的观点，反对崇洋媚外。

现在我再举一下美学。我又写了篇文章。叫《美学的根本转型》。美学这个学问在中国是一种舶来品，外国传进来的，时间并不太久。传进来以后，在中国颇为兴盛了一阵。出了好多学派。总结起来，三大学派。就是讲“美”是主观的呢，还是客观的呢，还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呢，这么三大派。一种讲美是主观的，一种讲美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讲美是主客观相结合才能产生美。现在三种学派吵来吵去，美学界自己也觉得好像走进了死胡同，就开始转型。有人就写了几篇文章，谈论美学的转型。我看了一下，就写了篇《美学的根本转型》，不是一般的转型，副标题是“一篇怪论”。什么原因呢？因为美这个东西，西方跟东方不一样。我现在考虑问题是东西方不一样的地方。人类创造了两大文明体系，一个东方文明、一个西方文明，没有第三个，当然小的文明不算在内。现在我考虑问题，总考虑东方跟西方不同在什么地方。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考虑一样的呢？一样的用不着我考虑，都看见了。我考虑的是两大文明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召开一个会，制定21世纪中国自然科学研究的纲领，叫我去了。找我去，刚才我说过，我不愿讲大家都爱听的话。我就说，要想搞科学，你首先就找中国科学跟西洋科学不同之处何在。不能讲2+2=4，中国西方都一样。当时在座的数学大家吴文俊教授，他就给《九章算术》写过一个序，他不搞文化的，不搞易理，也不搞哲学。就说西方数学跟中国不一样。他说西方数学是从定理出发，然后再演绎。如人必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必死。中国西方的出发点都不一样。中国是从问题出发，从实际出发。连数学都不一样，其他的可以推而广之。

美学属于人文科学，我就在想，美学为什么必须要转型，美学三大派一味讲美是主观的，美是客观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它争论不下去了。我忽然发现他们西方的美跟我们中国不一样，这是不是怪论？西方讲美只讲美术、塑像、雕塑，眼睛看的，叫美。另外讲耳朵，音乐，听的。中国人的美学，不止于眼睛和耳朵，西方美学aesthesis，把五官中的三官丢掉，专门研究眼睛和耳朵。为什么？没人敢提这样的问题!我估计要提了，也没有人敢答复。我不揣冒昧，给一个答复。我们中国的“美”，跟西方不一样，你们听着是怪论，其实很简单。“美食”“美食城”“美味佳肴”，味、食是讲舌头的。西方人讲beautiful是不指舌头的，而我们的“美”字，上面是羊，下面是大。美就是羊大也，羊长大了，肉好吃。所以中国人讲美就从舌头讲起，中国人讲美是从味觉开始的，从舌头讲眼睛。说这个人长得很美，就说这个人长得很甜，我听李老师讲过，李文博老师。甜是味觉嘛。说这个字写得很甜。就是从味觉到眼睛，这个西方没有了。我的意思就是美学的真正转型，讲舌头，完全把西方限于“眼睛”和“耳朵”的美学打掉，我们讲眼耳鼻舌身，从这儿讲美。讲舌头，羊大肉好吃，跟美学是主观的，美学是客观的，美学是主客观相结合的完全不沾边。所以我们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完全不一样，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根据传统研究美？如果说不可以，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彻底的崇洋媚外者。所以我写了一篇“怪论”，《文学评论》下期要发的，希望大家指教。

副标题就叫“一篇怪论”。怪论我还有很多，今天因为还有好多事情来不及了，在座的已经坐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想是不是向大家请个假，以学生向老师请假的口吻请假，要走，谢谢大家光临。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1997年10月9日于山东聊城师院，现名聊城大学)